“如何防范刑讯逼供？”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秦希燕律师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，在《刑事诉讼法》中增设律师在场权，即讯问被告人时，应有律师在场。

　　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杨学林律师认为，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出台了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，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，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，应当先行当庭调查。法庭辩论结束前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，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”，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刑讯逼供取证的难度很大。

　全国人大代表、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迟夙生律师说，在她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办案人员逼供、诱供问题，但办案人员如果采取不让犯罪嫌疑人睡觉等办法，取证是非常困难的。

　　“仅有非法证据排除是远远不够的。”秦希燕认为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和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明确规定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如果律师对讯问现场情况不知道，而嫌疑人对自己的权利认识不够或不敢指证，他们又怎么能做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要求？这两个规定明确，如果说你认为他是刑讯逼供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非法取得的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方式、内容等相关线索和证据，但因为律师不在场，犯罪嫌疑人自己讲，司法机关不会采信，如果没有在场权，这个非法证据的判断怎么判断？所以我们要充分依法尊重律师的在场权。

　　秦希燕认为，律师在场权的确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，防止冤假错案，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伏法；有利于促使侦查机关提高侦查水平，不能靠嫌疑人的口供交代再去找证据，个别甚至不惜刑讯或诱供获取证据；有利于为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服务；有利于提高刑辩律师的积极性。

秦希燕认为，律师在场权应从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讯问开始，建议修改《刑事诉讼法》和《律师法》，设立讯问时律师在场权，以完善国内问讯制度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