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个人一直认为，人生主要通过两个要素实现幸福：第一个是工作，第二个是家庭。而第一个，我自认为是实现了，从事律师行业十余年，至今“不厌其烦”。

　　从个人价值角度，这个行业可以相对满足自由、自强和自立。而从社会价值角度，如提及“公平和正义”，可能很多人要嗤之以鼻，但从我的理解——“有规则公开可循而不是完全依赖个人能力、好恶和利益”，在任何一个社会总是相对好的事情；但更重要的社会意义，我以为并非“正义伸张”，而是在于“矛盾和纠纷的托付和化解”。

　　我私人生活是最不喜欢有矛盾和麻烦的人，宁可息事宁人。所以我认为绝大多数人跟我是差不多的，真要走到聘请律师这一步，那肯定是迫不得已。所以律师这一行业的真正价值在于：你承担了别人的困苦、垃圾和矛盾，并且你促成矛盾的化解、妥协和终结，从而推动“与过去告别、吸取经验和养分、开始新生活和事业”的进程。所以至今，无论碰到过多少挫折，我坚信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。而且作为有几千年文明沿袭的炎黄子孙，我更能理解中国司法体系中独树一帜的“调解制度”，中国人与西方人很大的不同在于：面对纠纷时西方人倾向于决斗，而中国人更倾向于和谐。所以中国法官有时候要扮演苦口婆心的“老娘舅”角色。

　　从律师行业的发展进程来看，西方与中国虽有融合趋势，但仍呈现不同的生长姿态。我近年来看过不下三遍的美剧《波士顿律师》，我很佩服西方同行的专业、幽默和睿智，这体现于完美的分工和整合：终身制的秘书制度、完备的资料员体系（专人负责查询法律法规、各种判例、各类习俗和商业惯例）、调查小组、“陪审团”分析专家、测谎专家、庭审律师和商业谈判专家等等。当然在西方，最出彩仍是庭审律师：法庭就像舞台，你可以恣意表演聪明才智；而其对抗程度又像战场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！

　　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很多律师跟我一样是“赤脚医生”，即啥法律纠纷都会把脉并开药方！这并非个人选择，而是中国国情使然。当然，现在我辈很多有识之士也在谋求突破和发展，“专业化”是方向，但实行起来仍然有点任重道远。

　　黑格尔说“存在即是合理”，而鲁迅先生发现了“阿Q精神”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既然已经是“赤脚医生”，不妨先做一名优秀的“赤脚医生”。

　　从业十余年，我做过各类诉讼业务：公司、合伙、建筑房产、知识产权、保险、劳动人事、婚姻继承等等。时至今日，当我碰到各种纠纷或者各类难缠当事人，都已无所畏惧。因为我渐渐掌握一种通用的规则，即任何矛盾的解决，都不外乎法理和人情。

　　什么是法理，我碰到过不少“很聪明”的当事人，他们确有文化和见识，也知道“三段论”——“法律、事实和结论”。的确如此，但又绝非如此简单。比如《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“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”：现在各地购房市场中普遍出现的“禁购”“限购”“限贷”新政，违反这些地方政策的《购房合同》是否仍然有效力？又比如，《公司法》对公司为股东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提供担保设定了严格的法定条件，违反这些规定的《担保合同》是否有效？都需要专业人士做出专业分析、论证和判断。

　　律师的另一方面作用，在我看来，体现于其立场的超然和独立。这一点，我窃以为，律师这个职业与医生有相似处，医生一般不能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做手术，因为“冷静”是圆满完成一项精密技术活的要素之一。在与对手的搏斗中，只有相对的超然，你才能事先洞悉对方的筹码和武器，以及法官的立场和倾向。一旦怀有主观立场和情绪，你的分析和判断更容易偏颇，那么设计的方案更容易出错。

　　而在人情方面，我认为合格律师的要素之一，是要多一点点“同情心”和“共鸣力”。人与人之间的纠纷，“剑拔弩张”只是术，最好的结果也是“两败俱伤”。比如在处理离婚纠纷时，我引导的方向是“好聚好散”，化减双方的“指责和埋怨”；尤其是对孩子抚养问题的处理，会着眼于双方对孩子都有着长久和共同立场；又比如在处理商事纠纷时，我会关注到“商人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，而只有永久的利益”，因此，在法庭上唇枪舌剑、翻出底牌之后，如果能促使双方重新坐下来谈判甚至合作，也不失为更好的选择。又比如，有些事实，即使没有充分证据佐证，但如果你能通过充分的阐述和推理，让法官对该事件产生内心确信和同情，那么即使法官不能对相关事实作出法律认定，但对案件的审判亦会有无形的影响。

　　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地跟朋友说，干好诉讼律师这门活不易，有点像手艺活，而且通常情况下每个手艺人都会对自己的手艺很满意，而对别人的手艺百般挑剔。单独就一个诉讼案件来看，我并不认为合作是更好的选择和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