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没读《圣经》之前，我不知道这个故事，更不知道这个故事如同《一千零一夜》或者《伊索寓言》一般，可以说是全世界家喻户晓。

　　一日，有两个女人来，站在王面前。一个说：“我主啊！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；她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男孩；我生孩子后第三日，这妇人也生了孩子；我们是同住的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，压死了她的孩子。她半夜起来，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，放在她怀里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，孩子死了。乃至天亮，我细细地察看，不是我生的孩子。”那妇人说：“不然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”这妇人说：“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”她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。王说：“这妇人说，‘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’那妇人说，‘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’”就吩咐说：“拿刀来！”人就拿刀来。王说：“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”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，就说：“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！万不可杀他。”那妇人说：“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把他劈了吧！”王说：“将活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，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”

　　可以说此案非常难断，可称得上是“千古疑案”。两个妇人同样职业，同住一屋，几乎同时生了孩子，同是男婴，很难区分。且没有任何证人、证据，更重要的是当时没有DNA亲子鉴定，而滴血认亲不靠谱。所罗门作为一国之君，此案呈到他这里之前，可以推断出，定有其他人尝试断过，但断不了。而根据两妇人的陈述，案件存在多种可能，但无法从外表上分辨出来。此时作为法官的所罗门的职责：一是按证人证词和证据，查明真相；二是依法做出公正判决。在《列王记上》的作者看来，所罗门是列王之中最富智慧者，他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开了孩子的身世之谜，显示了他的超凡智慧。

　　给大家讲述这个故事，和《列王记上》的作者所有表达的内容不同。此时，我们不妨将神的智慧暂放一边，来看这个故事给律师带来怎样的启示。约瑟夫·阿莱格雷迪认为，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：“如果不关心人际关系的维护并尽量避免伤害，律师对客户的忠诚和对权利的追求，无论多么正当，都有可能蜕变成冷酷的律法主义。权利必须辅以关爱才能臻于完善。”

　　从这个视角看，第二个妇人，一心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，丝毫不顾忌对他人的影响。这让我想到找我们代理案件，如果不惜做任何事、不惜伤害任何人也要赢得诉讼，受托在诉讼过程中，拒绝任何让步，宁愿赔上更多的钱也要叫对方吃吃苦头，唯有如此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带着满腔仇恨去打官司，疯狂地想报复和伤害对手，甚至不惜毁灭对方，让一些审判变成身穿商务正装的武士所进行的无情搏斗，实则是两败俱伤。

　　而截然不同的是，第一位妇人既关注权利的维护，又心怀关爱。如果她不在乎法律赋予她的权利，她就不会到所罗门王那里去申请裁断。如果她没有心怀关爱，一心只在乎自己的权利，她可能和第二个妇人无异，变成道德扭曲的人，因为这样她也可以得到一半孩子，总比一无所有要好。

　　对于真相和公平这些抽象的概念，更多的需要考虑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，她知道及时主张权利，并据理力争，更懂得何时放下停止争辩。在她心里孩子能够活下来比查清谁是孩子的母亲更为重要。这让我们明白，权利取向的伦理需要用关爱去平衡，否则它可能成为一种“宁肯牺牲也要查明真相的冲动。”

　　所罗门在面对这个无解的难题时，叫人把剑拿来，用一把剑制造一个万分危急的局面，将两个妇人的争议提升至一个更加极端的境地。在这样一个时刻，貌似合法的外表会自行脱落，双方的真实面目将显露，于是第一个妇人的慈爱之心激发出来。可能第一个妇人亦未必是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，但毫无疑问的是，她更称职做这个孩子的母亲。

　　作为律师，正义要求我们同等地关注过程和结果，不能无视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代价。诉讼是一场战斗，但不必是你死我活的厮杀，即使我们为当事人不得不亮剑，但我们也不是非要去砍杀别人。

　　概而言之，律师在执业活动中，除了接受执业守则的约束，更要接受来自内心的职业道德的监督。在遵循游戏规则和专业守则的同时，也应该关注如何减少伤害和维护关系，将权利取向的伦理和关爱取向的伦理结合。作一个“正义”的人，努力去平衡权利和关爱。只要无损于爱，我们以温和和克制的态度去努力实现权利，是无可指责的。

　　亚伯拉罕·林肯说：“律师应当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他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机会成为好人。切记，万不可挑词架讼。世间恶事，莫此为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