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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律有传 |把“法律基因”传承下去
日期:2023-05-12    阅读:4,088次


   讲述人:章方正,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

       每当向他人介绍我的祖辈时,说起家中已有三代律师,周遭总会用“世家”二字形容,但我一直认为“世家”是世代门第高贵家族的统称,而律师却只是一个努力发光的平凡职业。无论是年幼时耳濡目染的刑民案件,还是青春时行思坐筹的法治节目,又或是成年后义无反顾的专业选择,把家族的“法律基因”传承下去,似乎成为了生命中的必然。

   初识
        我是一个在律所闻着牛皮纸和快餐味道长大的人,那时的震天所坐落在绍兴胜利路的电教大厦,周围有银行、超市和新华书店,书店旁是探花桥,走过古朴的石桥,便可以顺着沿河老街前往王羲之的故宅——戒珠寺。记忆中,童年的很多欢乐时间就是在律所度过的。在蝉鸣声渐起的夏日,父亲接我到律所,美其名曰“写暑假作业”,实则在各办公室进出,和同龄的伙伴嬉戏,一人吃两份盒饭。
       平日里,律所充斥着谈话声、打字声,空气中弥漫着书卷味、烟草味,叔叔阿姨相互之间聊着一些我听不懂的“加密语言”,他们有时皱着眉头对照文件,翻阅着厚重的书籍,有时在厚厚的电脑屏幕前手指飞舞,有时拿起电话说些什么。直到天色渐暗,一切才慢慢归于平静,关门声和钥匙转动的叮咚声,宣告了一天工作的结束。那是我对律师的第一印象——忙碌。
       印象中,律所进门左边走廊的尽头,便是父亲和祖父的办公室,两间房门正好面对面。祖父的办公室很大,墙面上挂着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毛笔大字和工作的相片,相片微微发黄,透着他慈祥的笑容。书桌边是一摞一摞的案卷,桌前有一块金底黑字的金属牌,上面写着祖父的名字——章守权,一个对于律师职业而言再合适不过的名字。

回忆

       祖父出生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1933年,童年便经历了近代中国最为动荡的战乱时期。解放后百废待兴,正值上虞法院招干,祖父通过了考试,在50年代初成为了一名法官。祖父学习热情高,工作干劲大,很快成了法院的骨干力量。当时由于年轻,祖父喜欢多说话,给领导提点意见。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,24岁的祖父被扣上了“右派”的帽子,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。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被平反,重新回到法官岗位。1984年,他从上虞调到了绍兴市越城区,筹建越城区律师事务所,历任负责人、主任等职务,期间还被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聘请为法律顾问。退休后的祖父继续在律师事务所工作,直到2008年去世。


        父亲说,祖父尤其擅长刑事辩护,经办案件有无罪、罪轻的成功案例。此外,他还先后被选举为绍兴市越城区人大代表、绍兴市人大代表,他的徒弟多数担任绍兴市各大律所的主任。
        关于祖父的故事,我听过一遍又一遍,但那时的我无法理解什么是“辩护”“证据”,只不过经常能在律所里看到年近古稀的祖父还拿着放大镜工作、接待一个又一个遇到困难的人。祖父去世那天,有许多陌生人自发到灵前悼念,这些陌生人曾经是我祖父的当事人,是曾经得到过祖父帮助的人们。
      和祖父的轨迹不同,我父亲章山山曾在绍兴文理学院从事法学教育工作,在1990年成为了一名兼职律师。我的法学启蒙,大多数来源于父亲。
        小时候,父亲总会把电视频道调到法治栏目。在休息日的正午,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案件配合着充满悬疑感的背景音乐,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提到了嗓子眼。父亲会仔细地向我解释什么是“合议庭”“公诉人”“死缓”,我总是似懂非懂,但渐渐地,知道了“起诉”和“上诉”的区别。从《法治在线》到《今日说法》,从崔志刚到撒贝宁,在漫长的十余年时光里,这些法制类节目陪伴着我,也逐渐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。
      后来,父亲从高校教学岗位辞职,从事专职律师工作。执业后的父亲以金融借贷、不良资产业务为专长,曾多次承办中国工商银行绍兴分行的金融借款案件,也多次接手信达资产、华融资产、浙商资产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。他的办公桌上永远都是厚厚的案卷,即便是休息时间,也常常有当事人打来电话。

传承

          2015年,我参加高考,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法学专业。在温州求学的四年无疑是充实的,我参加了学院的辩论队,成为了法学院辩论队的队长,经常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外出打比赛。加入辩论队,也成就了我日后的职业方向。
         2018年,我初识靖霖所。那年,在宁波大学参加浙江省法科生模拟法庭比赛,领队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一位头发略白但精神矍铄的律师——徐宗新律师。徐主任所在的靖霖所是浙江省第一家只从事刑事辩护、控告的律所;一听到“只做刑事”,我仿佛触电一般。很幸运,第二年我面试成功,入职靖霖,成为了一名从事刑事业务领域的律师助理。
        接触刑案伊始,加班就成了生活的常态。钱塘江边的晚霞很美,但江风也足够猛烈。然而,在江风呼啸声中加班的时光依然是快乐的,对我来说,一个期盼已久的梦实现了。有同事问我,既然都已经是三代律师了,为什么不选择尝试一些其他的职业?我的回答很简单:“这是一种注定。”父亲会说:“你和爷爷很像,有相似的兴趣爱好,还都选择了刑事辩护。”我表面毫无波澜,内心其实非常开心,这是一种一代人成功接棒上一代人的欣喜。 
        在靖霖所的两年多时间,我领略了省城刑辩律师把“形式辩护”做成“刑事辩护”的力挽狂澜,学习了先进的刑事辩护理念和技能,认识了很多优秀的青年律师和业界大咖,他们在专业化道路上执着前行、不畏艰辛,给了我深深的启发,于是我想着回到绍兴,把更多的技能应用到办案中去。
        2022年初,我回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——震天所。小时候写作业的地方成为了办案的场所;叔叔阿姨们成为了同事,我也从孩子逐渐成为了一个可以独立办案的年轻律师。


          前几天,朋友的一句话很打动我。当我们聊到刑事案件的公正问题时,他说到“方正,你们才是最后的防线。”法律事业需要传承,所谓传承,就是一代人去完成上一代人的梦想,就是一代人替上一代人去见证时代的变迁。清代郑板桥曾说过,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。”若干年后,我也会告诉我的下一代,你的祖辈,曾经也在守护权利、推进法治的道路上,作出了一些自己的贡献。正如那年,我坐在父亲边上,听他讲祖父的光辉历程。





来源:省律协宣传部
责任编辑:雷雨